夏朝的谜底或许就在这里

发布时间:2024-12-17 00:25:36 来源: sp20241217

  在泥土里寻找夏朝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3.10.30总第111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早上7点半,村里的女人们走进院子,在阳光尚未照射到的角落里,坐在小板凳上,清洗着浸在水桶里的陶片,用刷子拂去表面板结的泥土。院子另一头的槐树下,开凿了一个一米多深的水坑,几个女人坐在坑边,搓洗着泥土,炭化的谷粒逐渐浮出水面。

  这是一种高校考古专业学生需要专门学习的考古技能,用来收集肉眼已不可辨的远古植物残留,名叫“浮选”。

  在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拥有一个独立的院子,前院是整理、分类出土物的地方,堆满蓝色货箱,装着一箱箱陶片、兽骨和贝壳。后院种着一片竹林和西红柿,办公室、实验室、宿舍、食堂等都在两层小楼里。院子已经用了30多年,树木参天。

  这时,另一些女人也上工了。在不远处的田野里,她们戴着草帽,蹲在一人多深的土坑底部,用手铲在土里挖掘。考古是这些农村妇女的看家本领。一些经验丰富的村民,练出了敏锐的眼光,能看出土壤中不甚明显的颜色差别,分辨不同时代的地层。考古队收入不高,村里男人很少干,一线发掘人员九成都是女工。人们熟知的考古学家、考古领队,并非总是拿着手铲在坑里挖土,日常发掘基本依靠村民。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二里头文化陶器。图/中新

  与一些设施豪华的考古队相比,二里头考古队条件十分简陋,食堂雇了两个村民做饭,吃的是馒头、玉米和小米粥,菜则有什么吃什么。曾经有文物系统领导说,二里头考古队的条件,在全国也就属于中等偏下水平。

  这与二里头遗址在考古界的地位完全不相称,对比其在整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更是低调得过分。

  二里头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村民们淘洗的陶片,曾握在3000多年前的先民手中,那些陶制成的容器被用来煮饭和饮酒。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二里头归属的国家是夏朝。

  然而夏朝——这个文献所记载的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谜底,或许就在这片田野之下,就在村民手中。

  在“夏都”的地底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开着越野车在二里头遗址公园转了一圈。缓慢行进中,他指向右边一棵树,中国迄今最早的青铜爵就在那发现的,那是赵芝荃当考古队长时代的事;他指向左侧车窗外的两棵杨树,中国最早的青铜鼎就在那里发现的,那是郑光队长时代的事;车经过一处十字路口,有“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之称,那是许宏队长时代的发现;他又指向左侧的远处,一片小土坡下,发现了一条古代道路,为揭开多网格式城市布局提供了新证据,这是赵海涛当队长这几年的新发现。最后,他在2号宫殿原址复原处停下了车。

  傍晚的光线变得柔和,出现在晚霞中的是一片半人高的残垣断壁。围墙嵌套着房基,一圈栈道环绕四周,偶尔有饭后散步的村民上去走几圈。

  

  二里头遗址公园内的宫城区2号宫殿基址。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这里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的宫殿基址,地位堪比明清紫禁城里的殿宇。通过立在现场的说明牌,很容易获得这些基本信息,但要真正感受它的往昔,你需要一种参观此类上古遗址的必备能力:想象力。

  现在,请发挥想象吧:

  这间宫殿一侧回廊就有17根木柱,总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顶着茅草铺盖的大屋顶,有一种朴实无华的恢弘。地面上安装了陶质的排水管道和石板砌成的排水沟,保证排水通畅。贵族们进进出出,穿得与众不同的那位是祭司,腰腹上系着绿光盈盈的铜牌饰,举着大玉片,有一臂之长。祭祀是这里最重要的仪式,甚至很多日常政务的进行,也都伴随着祭祀活动。他们在宫殿周边挖出了一个个坑,埋进猪、狗,以及被砍去手足的人牲。

  2号宫殿的旁边,还有座面积更大的1号宫殿,以及其他附属建筑。宫城向外,北面几百米有专门的祭祀区,南边是忙忙碌碌的铜器、绿松石器等器物加工作坊。这些为王国服务的部门,都整齐地安排在九宫格的“格子”里。格子的分界线是纵横交错的道路,最宽处有近20米,超过今天的双向四车道宽度。

  今天的人们暂且称宫城里的建筑为宫殿,但还不确切它们的真实功能,或许是朝堂、殿宇,或许是宗庙。总之,在当时二里头人的心里,这里就是“天下之中”。

  这一天,遗址公园里的两个考古工地正在发掘中,村民和考古专业实习生正在工地上挖土。穿过挂着“考古重地、闲人免进”警示牌的铁门,赵海涛走进一片制骨作坊的遗址。

  他穿着宽大的运动裤和polo衫,站在探方上面,手指着地面熟练地指点,对考古系的实习生说:这里是一段道路,紧贴着的是墙垣,顺着墙垣里侧埋了一座小墓,墙垣延伸至远处的栈道……而他手指的所有位置,都是黄土,未经训练的眼睛看上去几无差别。此时的考古队长,显露出一种通灵般的神采。赵海涛蹲下身子,用手指拂拭一块嵌在土里的陶器残片,陶片逐渐露出粗糙的刮抹纹表面。“这不是二里头文化的,”他拍掉手上的土说,“是东夷的陶器。”二里头都城末期被弃用前,来自今天山东的东夷人入侵过此地,留下了东方的岳石文化陶器。

  这个搭着遮阳篷、面积不过100平方米的作坊遗址,隐藏着一个秘密。线索就出现在赵海涛脚下的一片土中。

  他站立的地方,原本是一道墙基,墙基外侧,紧贴着道路。这里是一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而路口其他三个角,除了西南角已经被破坏殆尽,另两个角上也找到了墙垣遗迹。这意味着,在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上,应该都有墙,当时的道路两侧都建有围墙,围墙内是不同功能区。居中是宫城,其他区或为手工作坊区,或为祭祀区等区域,也有贵族居住和埋葬区。

  方正、规整的城市布局越发清晰起来。紧接着,另一个重要发现也浮出水面。在遗址核心区的西北、东北方向,考古队又发现了两段道路遗迹,并不在原先发现的“井”字型4条道路上,而与那4条路似乎又能组成一个规整的九宫格,并有可能继续向外拓展,延伸出更辽阔的多网格布局。

  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宏大布局。比二里头遗址更早的那些城邦,规划远没有这么严谨,宫城之外几乎没有工整的布局,更遑论如此遵循几何标准的城建工程。

  

  左上图:2023年8月,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古队驻地等待整理的陶片。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右上图: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仓储式陈列着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左下图:二里头都邑骨角器加工作坊局部。供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

  右下图:二里头考古队驻地里浮选出的炭化谷粒。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勘测结果显示了多网格布局的更多奥秘。在九宫格里,中心宫城那一格面积最大,南北侧“格子”与宫城的宽度相等,但长度少了四五十米;东西侧“格子”与宫城的长度相等,宽度则降了二三十米。总之,虽然都是方格子,但其他功能区一定比宫城略小,这应该是为了凸显宫城等级的有意为之。

  由几条道路和城墙揭开的多网格式都邑格局,是二里头遗址布局方面最重要的新发现,获评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自2004年以来,二里头遗址第二次获评这一最高奖项。

  这种格局看上去很眼熟,形似唐长安、洛阳城的里坊格局,但又不尽相同。赵海涛说,长安、洛阳的里坊独立于皇城之外,不是城市最重要的部分,而二里头的九宫格包含宫城,等级秩序蕴含其中,后来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新郑望京楼、安阳殷墟等遗址倒是与此相似。也许表明,二里头的多网格式布局后来被商周城市继承了。

  当时在九宫格内外生活的人们,过着怎样的日常,如今通过考古发现已经能部分还原。他们穿着纺织的麻制衣物,贵族戴着帽子、项链和耳坠。平民主要吃小米,贵族能吃上水稻和小麦,水稻和小麦也被他们用来酿酒。二里头人喜爱喝酒,常常举办宴饮活动,高级贵族用青铜酒器,低级贵族用陶酒器。他们饲养着猪、牛、羊、狗等动物,也常常猎鹿为食。

  

  根据一项对二里头人骨的研究,二里头的三成多居民可能都不是本土人,意味着二里头人的来源相当广泛,这是一个接纳四方的大都会。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陈列着那些二里头人使用过的物品。一眼看上去,无非是一些残破的陶鼎,原始的铜器,随葬品不多的墓葬。仔细看一看展牌,你才会发现,那只其貌不扬的暗黑色铜鼎,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第一只青铜鼎,司母戊鼎是它的后裔;那个不知有什么用途的牙璋,后来传播到整个南中国乃至东南亚,显示了二里头文化浩瀚的辐射力。

  读懂这些,心底便会泛起一阵低音的震颤: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争辩、文献与铁证

  只要进入偃师区的地界,你就会被浓浓的夏朝气息笼罩。夏都大桥、夏都工业园、中国夏园……各种地名都自豪地提醒着这里是夏的故土。最近几年偃师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也与夏有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博物馆把着遗址公园南侧,考古队驻地把着公园北侧。遗址公园将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囊括在内,64年来最重要的发掘都在这里展开。

  从定名就可以看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对夏文化的确认,内部展陈更是如此。其中一个展厅出现了这样一段话,完成了多少考古和历史学者始终不敢跨出的那一步:

  “长江流域的后石家河文化遗址、淮河流域的禹会村遗址,留下了禹征三苗、禹会涂山的历史记忆。黄河流域的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二里头和尸乡沟等遗址,印证了禹都阳城、启享钧台、后羿代夏、少康中兴、桀居斟鄩以及成汤代夏等一系列夏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有夏之居、邦国林立的中原沃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多重证据一次次在这里汇集。中华文明多元文化在经历了漫长发展和交融后,终于在河洛之间形成王朝国家肇始的中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在这里登上舞台。”

  这些文字将考古遗址和文献记载一一大胆地对应起来,以大开大合的气势构建了考古中的夏代史。可是,如果历史真的这么简单明晰就好了,也就不会存在持续至今的无数争论。从传说到信史的一步,受学术规范约束,学人不敢轻易跨越。

  在中国考古史上,关于二里头和夏的问题,酿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一场学术争论。几十年中,“同门反目”“同室操戈”不断上演,形成一道学术奇观。争论起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徐旭生发现二里头遗址,七八十年代达到高潮,90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之后逐渐冷却,如今仍有零星讨论和新的意见冒出。

  一开始,学界基本同意徐旭生的看法,认为二里头是商都西亳。随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被发现后,都被一些人认为是真正的亳都,对二里头的定位逐渐向夏都偏移。但二里头分四期,认为二里头是“前夏后商”的观点也一直存在,分界线划在哪两期之间,每种意见都有,也都能提出证据。1977年,北京大学教授邹衡果断而干脆地提出,二里头从头到尾都是夏,这个观点与后来的国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相吻合,从而基本统一了国内的意见。

  “那场争辩是前无古人,从现在看,也是后无来者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专家杜金鹏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领域内的专家人人都在争辩夏商分界,提出的设想有几十种之多。

  时至今日,一些学者依然认为,二里头遗址不能与夏都划等号。

  二里头存在于地面上,而夏存在于纸面上,两者无法划等号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二里头迄今没发现文字,便无法提供自证性材料。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在二里头找到文字,并且出现“夏”这个字,除此以外,只能通过推理逐渐接近答案。

  问题是,有可能在二里头找到“夏”这个字吗?

  迄今从二里头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已经发现了几十个刻画符号,简单的似乎是计数符号,更为复杂的有鱼形等刻符。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刻符就是早期文字,甚至将一些符号与甲骨文中的“井”“皿”等文字对应。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认为,目前发现的这些刻符,无法代表当时文字的发达程度。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是较为成熟完善的文字系统,有理由相信在其之前,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即使是不同意上述刻符属于文字的学者,在二里头人掌握了文字这一点上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果当时的文字书写在竹木或帛类等有机质材料上,便很难保存下来。加上考古工作的或然性,这就决定了文字发现的概率很低,应当说是可遇不可求。”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中写道,“日后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更为丰富的、足以改写中国文字发展史和早期王朝史的文字材料,那也不足为奇,是意料之中的事。”

  从一些蛛丝马迹上也能推测二里头文字存在的可能性。甲骨文和金文“酒”字中的“酉”,形似一种肩部突出的器皿,可能是大口尊。而这种大口尊只流行于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早商文化)早期,殷墟时代已经绝迹。甲骨文“爵”和“壶”字所描绘的器型,也与二里头时期流行的器物相近,而不见于殷墟。有学者认为,这些象形的文字,很有可能首创于二里头时代。

  但杜金鹏认为,不应该奢望用文字来证明夏,就算在二里头发现文字,其中有“夏”的记录,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殷墟出土了那么多甲骨文,出现“商”的记录也只有零星几条。

  除了文字这一“铁证”之外,二里头距离夏都还有多远呢?

  “说二里头,夏肯定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赵海涛说,“你要否定它是夏,比肯定它是夏的难度要更大。二里头的内涵和价值,当然需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进行研究阐释,历史定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夏都肯定是二里头最好的历史定位,没有比这更好的。”

  十多年前,这个话题在学界就有些退潮了,因为始终没有关键性的新证据,只能停留在争辩上。作为二里头遗址考古现任的领队,赵海涛深知相比于争论这个称谓,这里还有太多太多实际工作需要做。

  在前几年一次关于夏文化探索的内部讨论会上,有文物主管部门的人士问,为什么有很多人怀疑夏的存在?杜金鹏说,与表述的方式有关,如果你说“有专家认为是夏,有专家认为不是”,那人们总认为可能性五五开;但实际情况接近于95%的领域内专家认为二里头是夏,5%认为不能确定,而完全否定的国内专家几乎没有。“如果按后一种说法表述,可能大家的疑惑就大大减少了。”杜金鹏说。

  其实在考古学界,关于二里头的争议并不算太多了。“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城”,这样的定位几乎已成共识。性质基本明确,格局逐步显明,细节日益丰满,至于它是不是以夏为名,无非是称谓问题,又有多大差别呢?更具体、更重要的工作,是对遗址本身的进一步研究。或许可以说,“夏”只是人们用来指认那个时代的一个代号,正因为史书早有记载,也早就根植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便拿过来指称。

  “你要是不承认文献,就给他另起个名儿也行。说是商前王朝、前商时代也行,也可以。”杜金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问题在于,是否一定要在历史文献中找一个二里头的对应物。怀疑“夏都说”的学者,往往坚持考古学本位,认为在铁证不足的情况下,要谨慎与历史文献一一对应。而赞同“夏都说”的学者,则或多或少认为有对应的必要,将重建古史视为中国考古学一项独特而根本的学科使命,换言之,考古学就是要努力把历史文献中模糊不清的部分搞清楚。

  实际上,这是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始终存在的一个观念分歧。中国的考古学是要“证经补史”,作为证实或证伪传世文献的手段;还是遵循另一条思路,在文献不足的上古年代,依靠考古重写一部考古学范畴內的“历史”?两种思路反映了对考古学根本使命的不同认知。

  在这样的分歧之下,夏的谜团,始终没有一锤定音的定论,或许永远也不会有。

  关键的宝物藏在哪里

  赵海涛停车的地方,挨着2号宫殿基址外侧的一个墓葬,“那件绿松石龙就是在这里发现的。”他指了指一片平整的草地说。21年前的初春,墓葬里出现了一件奇异的器物,2000多个指甲盖大小的绿松石片,鳞次栉比地拼成了70多厘米长的龙形。这是在中国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从未见过的器物,它的体型和构造透露出极为高贵神秘的气质,成为二里头最具代表性的“超级国宝”。

  

  二里头遗址公园内的绿松石龙出土处。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至今,二里头遗址出土了400多座墓葬里,包括一些第一等级墓葬,这个埋藏着绿松石龙的大墓就是其中之一。考古专家推断,墓主人应该是与宗庙管理有关的贵族。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显眼位置陈列着另一个原状大墓,也有大量绿松石和铜铃、玉器。

  可是这些一级大墓,也只有2至3平方米左右,在比二里头遗址更早的龙山时代,中国就出现了20平方米以上的大墓。而且二里头一级墓葬已经发现了20多座,王陵级别的最高等级墓葬不可能有这么多。

  从种种线索来看,考古人认为,二里头遗址目前出土的还不是最高等级墓葬,这些一级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中等贵族。中国人视死如生,墓葬像一块时间的琥珀,保留着最多的遗物。在高等级大型墓葬里,也许还会有些人们见所未见的器物。

  譬如,二里头出土过一件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内侧刻有动物纹样,有专家认为是龙形纹。而二里头迄今出土的青铜器,只有简单的几何纹饰。根据陶范反推,这个口径至少30多厘米的复杂纹饰青铜鼎,无疑将是前所未见的重器,证明二里头的青铜工艺远比现在所知更高。

  这只青铜鼎在哪里呢?依然埋在地下,还是已经流失?无人知晓。

  被问到是否希望在有生之年发掘到重量级的器物,神色向来十分严谨的赵海涛少见地笑了:“肯定的。”

  考古从业者很忌讳将“挖宝”作为工作目标,但谁又能拒绝那些精美的、奇异的、划时代的宝物的冲击呢?“虽然我们说考古不是挖宝,但重要的器物肯定会带来很多新的信息,可能直接解答一些问题。”赵海涛说。

  

  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左起)微雕骨猴、青铜器陶范(刻有复杂动物纹饰)、玉钺。供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

  想到二里头遗址的地下或许还埋藏着殷墟妇好墓级别的大墓,无疑令人激动。

  然而,二里头墓葬或许根本不在遗址范围内。有人曾经推测,二里头遗址北侧的洛阳北邙山,或许是二里头王陵埋葬之地。北邙山作为墓葬区,历经了11个朝代,有大型封土墓近千座,古墓葬多达数十万,密密麻麻,号称“几无卧牛之地”。但这里也没有发现过二里头大型墓葬。杜金鹏觉得,也有可能后世墓葬过于密集,破坏了早期的二里头墓葬。

  也有学者认为,大墓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日本学者冈村秀典曾提出一个观点,有可能那一时期实行贵族共和制,没有显赫王族出现。然而,这不太符合史书记载的中国首个世袭制王朝的特征。

  “在二里头找到大青铜器的可能性,比找到大墓葬的可能性大得多,也可能在祭祀坑、窖藏坑里头。”杜金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不要指望依靠王陵去解决问题,都是偶然。”

  二里头遗址现存总面积300万平方米,60多年来只发掘了5万多平方米的面积,不到2%。2019年之后速度有所加快,每年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比前几年翻了一倍。相对于遗址全局,却依然是沧海一粟。

  然而,从考古学规律甚至伦理来讲,发掘确实急不得。杜金鹏个人认为,如今二里头考古到了需要慢下来的时候,应该仔细整理和研究以前发掘的东西,避免“重发掘、轻研究”,在不同时代发掘成果的案头研究中,也能获得重大发现。譬如世纪之交,许宏正是在整理材料时,偶然看到20多年前在宫殿区发现道路的记录,才灵光突至,寻找古道,揭开了往后20多年二里头宏观布局大发现的序幕。

  如今的考古工作越来越精细,当年考古专家安金槐发掘王城岗遗址,一个坑只发掘一半,另一半原封不动,以待未来的人带着更先进的科技和方法前来,探索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科学而克制的态度。而在更早的时代,譬如民国,发掘几乎就是彻底破坏,掘地三尺,直到再无人类活动的生土层,以后的考古人不可能再重新发掘,留下无尽遗憾。

  “民国时,把殷墟最重要的宫殿区和王陵区挖了,我们现在觉得,要是给我们留一点儿,我们能把问题解决得更好。200年以后,我们的子孙看我们肯定也是这样。”杜金鹏说,“考古是一个纯消耗的学科,挖一点少一点,将来一定会限制自身发展。现在有点大干快上的意思,未必是完全正确的方向。”

  66岁的杜金鹏是著名夏商周考古专家,1982年到1996年,他在二里头遗址干了15年,后来接任偃师商城遗址考古队长,工作地从传说中夏朝末代都城,转移到商朝第一个都城。退休以后,他翻阅大量早期考古报告,尤其是1949年以前的报告,他称之为“二次发掘”,从中发现以前被忽视的材料。

  考古学本身就是个充满遗憾的学科,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从地底找到令人惊喜的宝物,甚至解决夏的谜团,这一切都很难。

  “中国”为何从这里诞生

  让我们暂时离开二里头,看看彼时中华大地的整体面貌。

  试想,你是一个二里头王国的史官,正在撰写一本上古史。纵览中华大地,你最先写下来的,是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西辽河的牛河梁遗址、长江中游的屈家岭城址、黄河中游的河洛古国等,它们都是出现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古国。当时,中华大地各地区正陆续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

  写到公元前2000年,这是一个上古“战国时代”,各地之间掀起兼并战争,进入动荡调整期。你会写到陕西石峁古国的崩溃,写到晋南陶寺古国的衰落。放眼望去,黄河、长江中下游和关中都在发生大范围的文化和社会衰落现象。你将这一章命名为“最黑暗的长夜”。

  接着,你开始写本国的历史。就在那些老牌古国相互征伐之时,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了中原的伊洛河流域。洪水过后,留下一片广阔平坦的泛滥平原,冲积土土质肥沃,农作物长得异常茂盛。平原最南端的高地上,逐渐兴起一座城。高地南侧,伊洛河水流过,高地向北,邙山连绵起伏,依山傍水,王气显形,是王国建都的优选之地。这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国家。

  在这片平原高地上,你的族人冲破黑暗,异军突起,征服四方,并吸收大量外来文化。二里头文化聚落的覆盖范围,不仅包括今天河南省大部,还抵达陕西、山西、山东、湖北,规模空前。而二里头文化所及之处,则一直辐射到今天的甘肃、四川、广东、香港乃至东南亚等广阔地域。从此,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引领者,持续数千年至今。

  3000多年后,科学家们还会写下你从未得知的另一些真相。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环境考古专委会主任莫多闻说,在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国大地可以划分为七大区域,各自有大型人类聚落和文明产生,然而随着气候变化,一些文明逐渐衰落。原因各不相同,比如,长江下游是因为河流与海潮造成的洪水,不再适宜居住;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本来就比较干旱,气温降低和降水减少导致农业难以为继……而中原地区得天独厚,有相对充沛的降水支撑旱作农业,广泛分布的黄土丘陵和台地,又规避了河谷低地洪水的冲击,最终因为地理和环境的优势而鹤立鸡群。

  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位置居中,与周边地区具有通达的便利条件。“位置居中、环境适中,所以二里头文化有特别强大的包容性和广域适应性。”莫多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它很容易吸纳周边的先进文化因素,同时它的先进文化因素也很容易在周边地区落地生根。”

  假如我们以今天的科技手段和地质、环境知识,来为当时的人们选择一块最适合作为王国都城的地方,同样会选到中原地区。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也是二里头这个“最早的中国”诞生因素之一。

  3000多年前,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这是中国最早实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地方。如今,这里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的河南农村。

  几十年来,为了保护遗址,二里头遗址控制地带内不能有建设工程,也不能新批宅基地。杜金鹏在二里头遗址工作15年,他体谅村民们为遗址做出的牺牲。

  赵海涛也认为,“游客来了,你得让他们有一定的消费,所以周边应该有综合的产业开发,围绕二里头进行休闲观光旅游相关业态的开发。只有做好这些,才能把二里头的价值发挥出来。”

  赵海涛就是河南人,在二里头村和考古队里,他成天用河南话与村民交流,俨然本村土著。他每年至少七八个月待在队里,家中的事很难照顾到,自从2002年进二里头考古队,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20多年。

  赵海涛话不多,但说起自己的籍贯河南唐河县时,多提了一句:“跟徐旭生先生是一个县的,也是一种缘份。”这天傍晚,他驾车缓缓经过遗址公园的宫城西北角,又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这里原来有不少鱼塘和砖窑,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

  那是1959年初夏,为了调查“夏墟”,71岁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第一次途经二里头村,当地文物干部带他来到村民发现陶片的鱼塘边。在那个暴雨将至的下午,他无意间揭开了中国第一王朝的一角,彻底改变了村民的生活,也让中国人与自己的身世之谜相遇,至今难以解开。

  参考资料:

  《二里头考古六十年》,许宏、袁靖主编;

  《最早的中国》,许宏著;《鼏宅禹迹》,孙庆伟著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40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邵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