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1-05 11:14:30 来源: sp20241105
记者：李静
发于2023.10.30总第111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上古，万物之初，洪水滔天，禹受天帝之命治水布土，劳身焦思，终于平定山川，而后划定天下为九州。于是百姓安，自丘陵山岗重新定居于平原。因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管理百姓，监察其德行。
2023年的夏天，在香港城市大学般哥展览馆的中央，一件圆角长方形青铜器神秘又平静地置身于展柜的冷光之中，好像忘记了身上铭刻的这段四千年前的历史故事。这就是距今约2900年的西周中期食器“豳公盨【李学勤先生称作‘遂公盨’，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是‘豳公盨’】”，内底铸有98字铭文，详细记述了“大禹治水”“为政以德”的内容。
大禹是中国远古真实的存在，还是后人编造出来的介于人神之间的偶像？大禹治水是神话传说，还是夏朝真实的水利工程以及由此而来的井田沟池之制？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夏这个朝代？近百年来，中外学者不断争论。2002年“现身”香港收藏市场的“豳公盨”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夏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深入人心。
春秋时，刘定公如此评价禹的功绩：“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那时的人们根据崇德报功的观念，把禹奉为社神，和后稷(传说中周人始祖)相并列，称为“社稷”。他们是最早的王权象征。身上带着浓厚神性的禹，通过与周围部落联盟的形式，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政权，史称“夏”。由此，“天下为公”嬗变为“家天下”。
历史的真实、后人的想象、祖先因崇拜敬畏而孕育出的神圣叙事交织缠绕在一起，留给今天的我们一段太过绵长幽深的往事。作为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诗经》《左传》《尚书》《山海经》等众多传世先秦典籍均提及夏朝和“禹治水”。西汉司马迁在中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中也清晰记载了夏商周三朝更替的历史。但20世纪初，一批受西方现代治学方法影响的知识分子，搅动了以“信古”为主流的中国学界，“大禹治水”等故事在这股“疑古思潮”中被古史辨学派归为虚构的神话与传说。
1959年4月，71岁高龄的史学家徐旭生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山西一带寻找“夏墟”。考古学人躬耕田野之际，历史学者、古文字学者、文献学者们也在传世文献和“豳公盨”青铜铭文、“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互证线索中，试图透过奇异的描述，看清历史本真的面容。
“走出疑古时代”
1923年2月，本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顾颉刚请长假回老家，一面编写历史教科书一面思考《诗经》《尚书》等文献中的古史及其演变。那时，胡适刚刚提出“历史演进法”(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受其启发和影响，顾颉刚给来信与他探讨《诗经》辨伪的钱玄同回复了一封长信，信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并推测大禹是“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如果这封长达“五千余言”的论古史书仅仅是学者间的私信，便不会引来一场史学革命。但顾颉刚把它发表在《读书杂志》，这就是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学术界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由此而始。这次论争中，以顾颉刚对大禹史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为肇端，夏史真伪问题成为当时的史学热点。疑古思潮的领军人物顾颉刚认为，古代文献记述，“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在托古自重心理指引下，形成“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现象，这种伪造的上古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当然，他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不再说禹是兽类，但仍然认为禹为虚构出来的神话人物，并没有真的存在过。
尽管顾颉刚否认禹的历史真实性，但他并不对夏朝存在持虚无的态度，而受顾颉刚“疑古”思潮影响的陈梦家和杨宽则断然否定夏朝的真实性。夏史的可信性遭到空前的质疑，且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对夏王朝的怀疑论仍在欧美和日本学术界盛行。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内容多有意针对疑古派。在讲义稿中，他认为虽然中国上古史事多与传说相混，但“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因而不能对文献记载轻易否定。
后来，冯友兰将二三十年代那场关于古史的学术争论总结为“信古、疑古、释古”之说——信古派认为凡古书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派推翻信古派对于古书之信念，认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释古派不如信古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顾颉刚、王国维分别代表“疑古”“释古”。
正当众多历史学者被裹挟进夏史真伪之辩时，在傅斯年、李济等人的推动下，殷墟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向世人呈现了通过考古学“重建古史”的前景。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解读，在传统历史学家的推进下取得进展，王国维等释古派从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和传世的古籍两方面进一步开拓了复原古代史的“二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相证释。
甲骨文证明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殷代王室谱系几乎没有任何差错，《史记》中记载的帝系上的名字，几乎全都能在殷墟的出土遗物——卜辞上找到。既然商已经从古史走进现实，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必然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也为信史的认识。可惜殷墟的出土文献只可追溯至商，夏仍然不明朗。于是，同样对顾氏疑古倾向不以为然的徐旭生，走上了探索夏史的另一条路径。
1959年，徐旭生前往豫西对“夏墟”开展调查，发现了后来被考古学界视为“夏墟”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由此引发了围绕夏墟问题的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以至于有学者将夏史问题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20世纪下半叶以后，田野考古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在邹衡、李伯谦等学者的推动之下，中国主流学术界(无论是注重文献的历史学界还是注重实物的考古学界)逐步达成共识。1996年启动至2000年结题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重要成果便是确定夏朝存在，并将年代划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
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夏史真伪更多是国内学术界的争论，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后，中国学术界与欧美学术界开始了有关夏的正面交锋。与第一次论争不同，虽然大禹的真实性仍受到学者关注，但讨论的重心已然转移到是否存在夏朝的问题。在不少欧美学者看来，夏朝是否存在、二里头文化是否是夏文化本身尚存在巨大疑点，遑论以此为基础推定夏朝的年代框架。在工程结项前后，《远东经济评论》与《纽约时报》先后引述了多位汉学家的意见发表了对工程的评论，在对工程的指责中，夏史可信性问题是最先引起争议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1999年，《剑桥中国上古史》正式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学术著作的作者囊括了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等人在内的十四位国际汉学界权威，该书将商朝视作“中国第一个历史王朝”，坚持不列夏朝。
无论是讨论夏朝是否存在还是讨论大禹是否可信，两次论争存在大抵相同的争论点，曾经胶着的问题仍无法真正解决。相比之下，第二次论争期间国内学界的看法更加一致，论争范围扩大到了国外，也许这是中西不同学术范式间的冲突。如果说第一次论争开启了三种研究路径，第二次论争则是“疑古”与“走出疑古”的较量。
在1992年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正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之后又出任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的李学勤发表了后来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演讲，“走出疑古时代”成为新时代史学界一个著名的口号。
大禹是谁？
2002年夏天，香港古董市场上出现了一件并不起眼的青铜器，表面锈蚀严重，器内被锈土掩盖，露出的一部分文字更是生涩难懂。在市场上摆放了一段时间，无人问津。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不经意间发现了它，虽然难以辨别它的性质，但是若隐若现的铭文让他们眼前一亮，既然有铭文，那一定记录了什么。2002年下半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将这件失盖的有铭铜器购藏回北京，这就是“豳公盨”，其铭文言及“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这件青铜器的现世，重又将学界有关夏朝有无的争论引向了大禹。
有关禹的记载，零星见于西周以来的传世文献，他的一生以与治水为其事业的根本，《诗经·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在古人心中，大地本是一片汪洋，禹从天降下，在洪水中布下土地。《楚辞·天问》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其中的“降省”和“下土”，表示禹是从天上降下，和《诗经》所述一脉相承。禹平抑洪水的方式乃“敷土”，《尚书·禹贡》记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所谓“敷土”，就是布设土地。在《山海经·海内经》中，禹的父亲鲧因盗取天帝的“息壤”去填平洪水而被天帝诛灭，但天帝仍命禹完成布土的工作，“息壤”为神物，可自动生长成土地。禹治水的故事，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在战国时代，类似的故事已经脍炙人口。《孟子·滕文公上》最早出现了其“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情节。
有关禹的生平，以《史记·五帝本纪》和《史记·夏本纪》最为系统。禹名曰文命，其父鲧为颛顼之子，所以禹是黄帝的玄孙。东汉时代的《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有这样的描写：“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蜀国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西羌和石纽在其西边，汉朝的羌是指在甘肃到四川的山岳地带居住的藏缅语族游牧民族，传说禹的家就在这样的异族地带。《史记·夏本纪》中大致记载了同一句话：“(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长，本西夷人也。”
舜在位时禹已经参与政事，并得到舜的赏识，不计其数的功绩中，治水最大，在舜死后被推戴为王。孔子赞誉禹勤俭朴素，把精力全部放在了水渠挖掘、整治水利上。《史记·河渠书》中也刻画了禹治水的故事，但是重点在治理洪水的对策上，已经减少了神话色彩。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黄河自河南省开封市开始流向东北，经过山东省济南市北注入渤海，这和《史记·河渠书》里记载的河道几乎一样。曾在安阳殷墟考古队担任队长的唐际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这么多年考古的成果看，“事实证明中国古籍文献极少有错，中国的古人没有瞎写。”
禹把自己开拓的中国全境分成九州，《尚书·禹贡》记载，禹根据九州的山脉，从河川的源头到其支流都仔细制订了水路。清代学者陈灃考证过，《尚书·禹贡》里的九州，从成书的战国时代到西汉时代，几乎延伸到中国全疆域。《诗经·商颂·长发》赞颂了禹开拓疆土、梳理交通、划定国界的事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
在传世文献为人们详细描述了禹的一生同时，不断有出土文献与其互证。1917年出土于甘肃的春秋秦公簋铭文中记载了禹：“秦公曰：不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经过考古研究，这件铜器的作者可能是秦景公或是景公前一代的桓公。铭文把当地称为“禹迹”，以此来强调自己是正统诸侯的一员，听从天命在“禹迹”之地安居，由此保证王权的正统性。
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从青州临淄县齐国故城偶然出土的“叔夷镈”和“叔夷钟”也记载了禹和夏王朝的事迹。王国维曾根据其上的铭文指出：“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春秋时期，大禹的传说已经广为流传。
近年来，新的出土文献又提供了新的史料。2002年“保利”购藏的“豳公盨”铭文开头写着与《尚书》《诗经》中关于禹的记载基本相合的内容，曾经引起很大轰动，被誉为“两周金文之最”，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及德治的文献记录。“豳公盨”出现后，学界断言，大禹传说的兴起至少不晚于西周中期。
“豳公盨”不是孤证。2006年底，历史学家、古文学家李学勤发现有一批竹简在香港兜售，他觉得这批简绝不简单，极有可能是真正的战国竹简。最后由清华校友出资，从海外竞拍购得这批竹简，捐给了母校。这批竹简共计2388枚，最长的46cm，最短的10cm左右。简书上墨书文字风格不尽一致，可以看出并非出于一人之手。2008年10月，经11位专家鉴定后最终得出，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后经碳14年代测定及树轮校正，竹简的年代断代与古文学专家观察的结果一致。
这批躲过了秦始皇焚书的竹简比司马迁的《史记》成书要早好几百年，虽然是战国中晚期的竹简，但其中记载的内容却不止春秋战国，甚至包含有夏商周时期内容。在李学勤等人的研究下，证实这些竹简应该就是遗失的《尚书》的内容，更珍贵的是，其中还包含有已经失传的《保训》《尹诰》等佚籍。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民镇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时，曾师从李学勤。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清华简《四告·四》和清华简《厚父》都记载了有关于大禹的内容，前者称“曰古禹降，敷土，堕山，划川，浚泉”，后者记载：“遹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四告·四》是西周厉王时期召伯虎的祷辞，《厚父》作为西周文献在学界也被许多学者接受，它们和豳公盨一道，说明大禹传说在西周时期便已经被人们广泛传诵。无论是豳公盨铭文还是清华简《四告·四》《厚父》，都与《尚书·禹贡·序》“禹别九州，随(堕)山，浚川，任土作贡”的说法非常接近。
在这些较早的记载中，大禹有神性，有改造山川的神力。在陈民镇看来，如果将豳公盨铭文看作最早的大禹传说文本，那么顾颉刚认为大禹最初是神的说法便有一定道理。但在豳公盨铭文之前，大禹究竟是什么面目，作为神的大禹是否由人“神话化”而来，还缺乏足够的材料可供讨论。
神话背后的真实历史
神话这个由集体口头创作，表现对超能力的崇拜、斗争及对理想追求的文学形式，一贯被今天的我们视为历史的对立面，因为历史是对过去事实的记录，而神话为虚构，它们一真一假，彼此毫不调和。但神话和历史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对立，18世纪的意大利学者维柯在考察西方文学史上诗人们笔下的神话时发现，神话其实是作为历史加以叙述的：“一切古代世俗历史都起源于神话故事。”也就是说，在远古时代，神话与历史交织在一起。
古代没有神话的概念，今天被我们称之为神话的那些叙事都被包含在古人的历史叙述之中，所以，神话学界称之为神圣叙事。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陈连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古人心中的神圣叙事在情节上当然不会符合我们今天的历史概念，算不上信史，但古人对于神圣叙事的态度和这些神圣叙事发挥的社会功能——证明现实社会与制度的合理性，使这些神圣叙事具备了某种真实性质。”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为蛟龙附在刘媪身上使之怀孕而生。这个神话情节当然为虚构，是为了证明刘邦是“真龙天子”而“创造”出来的，但这个神话背后的事实是刘邦称帝，神话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其称帝的合理性，该神话的社会政治功能直接服务着客观现实。陈连山说：“我们不能用神话情节的虚构性来否定神话所要证明的社会现实真实性。”在他看来，大禹身上的神性恰恰可以作为夏朝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神话学证据。
古代文献中的禹治水并非孤立的神话，治水后他还有一系列政治建设，包括任土作贡、接受禅让、建立夏后国等等。在神话中，父子俩鲧和禹是一组对立的形象，鲧为失败者，禹是成功者，其关键在于是否服从天帝的意志。大禹遵从天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崇高德行和巨大的治水功勋，使之成为夏民族神圣的祖先，也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且夏与五帝时代的国家政治制度完全不同。至少从周代开始，人们相信大禹奠定了王权国家的基本制度——有统一的地理区划，天子与地方诸侯间有合理的贡赋关系，更关键的是，开始了天子世袭制度——这是古代社会条件下最稳定也最合理的制度，比起传说中更早的五帝时代，夏的国家制度要完整、高级得多。
至于禹是否曾经真实存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共识，陈连山倾向于“禹非真人”，“治水这件事不太可能真实，因为不符合远古的现实条件。禅让应该也是古人纯粹的想象，小部落有可能，现实国家不可能实行禅让。”陈连山认为，禹是被创造出来的上古帝王，通过他所行的凡人无法完成的任务——治理天下水患，杀死九头怪蛇，丈量天下等体现夏朝的合法性。通过这些神话，可以说为夏朝完整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王权继承等基本构架作了全方位证明。“神话表面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它的社会功能不可能虚构，否则神话就丧失了得以产生的可能性和继续存在的必要性。”陈连山说。
王国维曾在《古史新证》中写道：“研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但要区分出文献记载中的“传说”成分和“史实”成分，并非易事。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民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材料的介入提供了一些重要契机。例如罗振玉和王国维在甲骨卜辞中发现了商人先公王亥的名号，进而指出《楚辞·天问》中“该秉季德”的“该”就是王亥，可以进一步确认王亥的历史性。《墨子·非攻下》记载商汤灭夏之时，“天命融隆(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具有神话色彩，清华简《尹至》所载“自西翦西邑”以及《吕氏春秋·慎大》所载“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都说明商汤灭夏是从西边攻入夏的都城，可以与《墨子·非攻下》的记载相验证。
渐渐清晰的夏
飘渺的古史中，大禹始终笼罩在迷雾里。而夏的存在，已经在二里头的夏文化探索和不断现身的出土文献里，渐渐清晰。依据《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如果不把“无王”阶段计算在内，则为四百三十一年。
《史记·夏本纪》中，从舜驾崩之时禹避开舜之子商均而避走阳城的故事来看，没有明确记载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但根据《竹书纪年》、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太平御览》等文献片段记载，所见夏的都城有多个：禹都阳城，“后居阳翟”；“太康居斟鄩”；“帝相即位，处商丘…相居斟灌”“帝宁居原，自原迁于老丘”；“胤甲即位，居西河”；“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
夏都虽多，但多为文献记载，有考古线索或考古上基本得到证明的仅登封告成之阳城和洛水近旁的斟鄩二地。1959年，徐旭生调查发现并发掘至今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位于洛水附近，面积达9平方公里，发现有宫殿、大墓、铸铜作坊遗址与精美的玉器、青铜器和陶器……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鄩。
《史记·夏本纪》记载，到第十四代王孔甲时期，夏王朝开始衰退。《竹书纪年》则说，在那一代前的胤甲时期，十个太阳同时升起，因为胤甲失去德行而导致天行混乱。夏王朝最后的王是第十七代的桀。夏桀暴虐，不但民不聊生，他还把东部小国商的国君汤召来关押在夏台的牢房。有德的汤被释放后，召集诸侯，率兵讨伐桀，桀败走鸣条，后来死在了那里。
2008年收藏入清华大学的“清华简”中，包括两篇记载商汤灭夏史事、已经失传的文献——《尹至》和《尹诰》。这里的“尹”即伊尹，是夏末商初著名的政治家，辅佐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尹诰》大致记录了伊尹看到夏朝将要灭亡，决定投奔商汤的故事。其中一句写道“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是说伊尹考虑到上天将要毁灭西方的夏王朝。《尹至》是记录伊尹辅佐商汤举兵灭夏的事迹，简文接近末尾处有“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的句子。这两句说，已举兵西伐，疾速毁灭夏都，战胜夏王朝。两篇简文互证，可知“西邑夏”亦简称为“西邑”。“西邑”一词，屡见于殷墟甲骨文，卜辞常见贞问(占卜询问鬼神某些自己想知道的事情)、祭祀“西邑”的记录。
2011年，李学勤发表文章指出，甲骨文中的“西邑”就是夏。2016年，中国台湾甲骨学家蔡哲茂对殷墟甲骨卜辞所记载的“西邑”作了更详细的讨论，并结合清华简《尹至》《尹诰》指出“西邑”最早是夏的王都，但卜辞中已转化为代表夏王朝先王之亡灵，由此可以说明夏王朝的存在。
宋代宣和年间出土的“叔夷钟”铭文也有相似的记载：“赫赫成唐，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翦伐夏司，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绪……”意为：威武的成汤，敬畏天帝，接受天命，讨伐有夏，打败其军，在小臣伊尹的辅佐之下，囊括九州之地，占有大禹治理过的土地。“清华简”和“叔夷钟”等出土文献同西周以来传世文献中“殷革夏命”的说法一致，成为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佐证。
先秦史学家杨升南考证过传世文献与甲骨卜辞，他发现殷墟甲骨文中的杞、曾、六、戈、雇五个诸侯国，是夏代就受封的诸侯，在商代被续封，仍保有诸侯的地位，是夏代的诸侯见于殷墟甲骨文者。
是否剥离开那些带有先民信仰的神圣叙事，传世文献就相当忠实地记载了旧日的史实？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这两篇著名的文章中，通过对殷墟甲骨卜辞的研究，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殷商世系基本可靠，进而在《古史新证》中说：“《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陈民镇认为，《史记·殷本纪》记载的殷商世系被证明可信，并不能必然推出《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夏世系可信，这并非“当然之事”。但正如王国维所说，“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得到出土材料验证的记载，其可信度自然可以提高，而尚未得到验证的记载，也不能轻易否定。“对于一些相对可靠、史料价值较高的文献，如《尚书》、古本《竹书纪年》、《世本》等，我们更需要认真看待它们的记载。这些文献可以相互验证，说明在商之前存在过夏。至于夏代历史的具体细节，由于时代渺远，文献不足征，传世文献的记载必然有失真的地方，需要详加辨析。”
真实的夏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权又是如何诞生？也许，“最早的中国”之谜底想要真正揭开，仍需依靠考古。就像顾颉刚在百年前所说的：“我们的古史……简直渺茫极了……我们真要知道那时的情形……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罢！”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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