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24 14:07:38 来源: sp20241224
丰子恺诞辰125周年:温暖人心的力量
大师档案
丰子恺:1898年11月生,浙江桐乡人,原名丰润,法号婴行,在绘画、文学、翻译、音乐和书法等领域具有很高的造诣。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职,1975年9月逝于上海。
访谈嘉宾
丰南颖1959年生于上海,丰子恺长子丰华瞻的长女,自幼在祖父膝下长大。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出国深造,获硕士学位。著有《回忆祖父丰子恺——长乐邨的往事》(与妹妹丰意青合著)等。
汪家明1953年生于山东青岛,先后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人民美术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著有《立尽梧桐影——丰子恺传》等。
陈星1957年生于浙江杭州,杭州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丰子恺漫画研究》等。
在他之前,中国没有人这么画画;在他之后,虽然模仿者甚众,但没有人达到他的高度。他画的是漫画,却极少讽刺,而是以寥寥数笔,画出世间万象,因而被称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他是丰子恺。从小,他就被脉脉温情所包围,暖意来自父母家人,来自恩师李叔同,来自诸多友人同道。而他,更是以温柔悲悯之心看待万物,落到笔下便是充满诗意的生活场景。看他的画,泪在眼中,暖在心头。
丰子恺曾说,“入师范学校是偶然,学画是偶然,达到现在的生涯也是偶然。”而诸多偶然的关键点,是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遇到了老师李叔同,使他不仅在绘画、书法、音乐上受教,更在为人处世上得益匪浅。
丰子恺称赞李叔同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对老师毕恭毕敬,甚至极力模仿老师行事做派。比如,老师穿布衣,他也穿布衣;老师常无言静思,他也少言;老师太阳入山便眠,他也早睡。友人们戏言,丰子恺成了弘一法师的影子了。
作为文艺大家,丰子恺笃信要做好艺术,先要做一个好人。他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层是物质生活,二层是精神生活,三层是灵魂生活。他自谦脚力小,不能追随弘一法师上三层楼,只能先停留在二层楼,但常勉力爬上扶梯,望望三层楼。他说的“望望”,在孙女丰南颖眼中,就是修炼一颗爱心,爱人也爱物。
如今回忆起这位老人,人们会想到他的童心。丰子恺曾说:“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他的心里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让他直到老迈,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天真与热情。
人们还会想到他的赤诚。他只要听到老师李叔同作词的《送别》,便会沉思不语,每每热泪盈眶。他给孩子们讲故事,有时呜咽不能成声。看电影《党的女儿》《烈火中永生》,他会泪如雨下。
人们更会想到他的画作。成名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弯明月、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几个茶杯和茶壶,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友人相聚后的心境。他的画作充满温暖的韵味,还让人豁然开朗,明白美好的事物都藏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有心就能发现。
不管时间如何流逝,丰子恺这个名字不会消逝。人们会常常想起他,就像他评价老师李叔同那样,想起“十分像人的一个人”曾经来过。
家
高渊:提到丰子恺,很多人会想到长乐邨。在上海陕西南路上这个闹中取静的住宅区,他一住就是21年,直到1975年去世。他对长乐邨很满意吗?
丰南颖:我的祖父祖母,我们家乡石门话叫公公婆婆,他们生于动荡年代,一生辗转迁徙,1949年到上海后,就没再离开。先住在西宝兴路,后来搬到福州路。1954年公公看中了长乐邨的这个三层楼房子,用好几根金条顶了下来,公公很满意,觉得空间足够了。
二楼有一个室内小阳台,阳台中部呈梯形凸出,三面有窗。这是公公的书房,白天阳光普照,夜晚可观星月,他为书房取名“日月楼”,还咏出“日月楼中日月长”的句子,在这里直到终老,是他一生中居住最久的地方。
高渊:你几岁开始住进长乐邨?
丰南颖:我和妹妹意青跟长乐邨93号的缘分,从出生就开始了。因为父亲丰华瞻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他和妈妈原来住教工宿舍。妈妈怀了我之后,公公担心郊区的医疗条件,特地要求父母住到长乐邨待产。
我们的名字都是公公起的,我生在南风徐徐的6月,公公希望我像父亲一样聪颖,就叫南颖;妹妹生在春节前夕,公公说春天已在意料和向往中,所以叫意青。我出生后不久,随父母住回了复旦,一岁时保姆突然离开,爸爸妈妈忙于上班,只好将我送到了公公婆婆那里。
高渊:在你的记忆中,祖父有着怎样的生活习惯?
丰南颖: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晚上七点半左右睡觉,早上四点天没亮就起身,先吞下前夜准备好的一小包大黄,就开始聚精会神地工作。公公喜欢早上工作,他说早上精神好,就怕没事做。
我和妹妹很好奇他早上如何工作,有一次也在天不亮时就起床,长乐邨中鸦雀无声,公公在日月楼里铺开白宣纸,先用碳木条打底稿,简单地构思布局一下,用毛笔和水彩笔作画,十几分钟就画完,放在一边晾干,接着画下一幅。直到阳光射进房间,弄堂渐渐嘈杂,他才停止工作。
这时,阿姨会端来早饭,一般是咸豆浆和大饼油条。之后,公公看书或抽着烟遥望窗外,陷入沉思。他的酒量很大,除了上午喝茶,其余时间都以酒代茶,小碟子里通常是豆腐干或花生米,也会有点时鲜货,比如新蚕豆、冬笋和菱角等。他最爱喝绍兴黄酒,偶尔也喝其他酒。
空闲的时候,公公会给我们讲故事,有时边讲边画,画完就团一团,丢进字纸篓里。现在想起,觉得那些小画扔了真可惜。
高渊:你跟祖父之间是怎样的情感?
丰南颖:我一岁时初到长乐邨,公公照管了我几个月,就写下《南颖访问记》,满纸都是浓浓的爱意:“注视着她那天真烂漫的脸,心情就会迅速地退回到六十多年前的儿时,尝到人生的本来滋味。这是最深切的一种幸福,现在只有南颖能够给我。”
几个月后,爸爸妈妈接我回复旦,公公非常不舍,他写道:“从此家里没有了生气蓬勃的南颖,只得像杜甫所说,寂寞养残生了。”父母经常带着我去长乐邨,但我每次离开,都让公公茶饭不思,后来父母只能送我到长乐邨常住。
因为公公婆婆年事已高,老保姆英娥阿姨也老了,父母又雇了一个保姆专门照看我。但我最爱缠的还是公公,长乐邨93号是我幼年的天堂,那里总是充满了欢笑声。
高渊:丰子恺一生行迹多处,家乡石门湾的缘缘堂很有名。缘缘堂是他自建的,有何缘由?
汪家明:他的母亲早年在丰家老屋后面买了一块地,但家里的染坊和薄田收入只够糊口,无力盖房。丰子恺结婚后,孩子生得很密,拖家带口在外地奔波,也没多少剩余。他30岁那年回家奉母时,老屋已经衰败,这时他已名声在外,收入渐渐多起来,造屋的念头便由母亲心里生了出来。
缘缘堂建在石门湾这个古风的小市镇中,丰子恺不为它穿洋装,构造是简洁明快的中国式,还自绘中式家具图样,让木工打造。1933年春天建成后,这里成了丰子恺的“桃花源”,每天的生活可用8个字概括:饮酒读书写文作画。
高渊:这样神仙般的生活,后来是怎么被打断的?
汪家明:丰子恺在缘缘堂里悠然自得地住了将近5年,1937年秋,日军已发动侵华战争,当时丰子恺正在画《漫画日本侵华史》,他想把日军暴行都画下来,一页图画配一页说明,让后人记住。
那天中午,丰家十口人在吃午饭,忽然听到飞机声,只见一架侦察机在小镇上空兜了一圈。没多久,又听到飞机声,紧接着便是轰炸和扫射。在这场轰炸中,小镇上被炸死30多人,伤者无数。
当时,缘缘堂是石门湾最高大的建筑,丰子恺担心它成为下一轮轰炸的目标,当晚就带着全家躲避到邻村去了。随后,他们一路往西逃难,途中消息传来,说缘缘堂已毁于战火。等到抗战胜利,丰子恺回到老家,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和草屋,缘缘堂了无踪迹。
高渊:在丰子恺心中,缘缘堂占有怎样的地位?
汪家明:可以说分量极重。首先,这个名字的来源,跟弘一法师密切相关。1926年,法师云游经过上海,丰子恺请法师为自己的上海寓所命名。法师让他把喜欢的字写在许多小方纸上,团成纸球撒在释迦牟尼像前,然后随便取出二个,打开一看,居然都是“缘”,当即请法师写了一幅横额,装裱后挂在墙上。后来家乡的新屋建成,便沿用了这个名字,只是原来字幅较小,他请马一浮先生题写了大幅“缘缘堂”,挂在屋内正中。
另一方面,闲居缘缘堂那几年,是丰子恺一生中较安定的阶段,更是他事业的丰收期。缘缘堂被战火毁去后,丰子恺曾多次刻骨铭心地悼念它,写了一系列文章,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还我缘缘堂》等。
1985年9月,缘缘堂在石门湾原址重建,一切仍按旧制,正厅高悬的匾额,依然是马一浮先生的手笔。缘缘堂回来了,而它的主人已长逝,只有他的作品还在世上流传,这是艺术家生命的延续。
师
高渊:丰子恺这个名字,一直跟李叔同联系在一起,他们是怎么结缘的?
汪家明:丰子恺出生在浙江北部的石门湾,他小时候上私塾,后来改为小学堂,父亲早逝,母亲听从一位当高小校长的亲戚指点,让他去杭州投考,一举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那时候,丰子恺是个胆小老实、多愁善感的乡下小孩,对新环境很不适应。但对一位老师非常崇敬,就是教音乐、图画课的李叔同。这位李先生上课与众不同,总是早早地端坐在讲台上,当上课铃响起,站起身向学生们深深一鞠躬,开始讲课。
一开始,有些调皮的学生看别的书,或者把痰吐在地上,以为李先生没看见。但到下课时,李先生会用很轻但很严肃的口气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同学们都出去了,李先生又用同样的语气说,下次上课不要这样,说完微微一鞠躬。这种严肃的氛围,有一种特殊的威慑力,被说的学生大都脸上发红,以后再也不敢了。
高渊:把音乐和图画课教得这么严肃,李叔同可谓一绝。这么不苟言笑的一位老师,为何能赢得学生们的心?
汪家明:李叔同有一大特点,不管做任何事都极严肃极认真。对学生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魅力。而且他学识渊博,虽然只教音乐和图画,但在学生心目中,他的国文、英文、历史等都比专职老师更精通,而且还擅长书法和金石,所以他是学校里最权威的教师。
高渊:在李叔同眼中,丰子恺是个好学生吗?
汪家明:李叔同先教音乐,很快丰子恺的图画课也改由他教。有一天晚上,丰子恺有事去见李叔同,告退时,李先生郑重地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当中,从来没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这句赞扬的话,对一个17岁的少年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几十年后,丰子恺回忆起那次谈话,曾说:“李先生的这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的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便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永不变志。”
高渊:可以说,没有李叔同,就没有漫画家丰子恺。但李叔同对丰子恺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绘画上?
汪家明:在学校里,丰子恺跟李先生学绘画、音乐,课余还跟李先生学日文,因为当时西洋画的理论和材料,大多是通过日本引进的。师生间关系越来越密切,让丰子恺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李叔同。
李叔同确实是丰子恺的艺术导师,但更大的影响在精神层面。那年寒假,李叔同去虎跑寺断食三周,回学校后开始茹素。1918年春,他皈依佛教,字“弘一”,同年夏天放下教务,正式在虎跑寺剃度出家。
出家前,李叔同把身边之物分赠多人,丰子恺得到了美术方面的书籍,以及李叔同在俗时的所有照片。这些照片丰子恺珍藏多年,后毁于战火,所幸他已复印出版。当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后,他们表面上的师生关系已了,但在精神世界里,李叔同一直是丰子恺的导师。
高渊:精神层面的影响,关键在哪里?
汪家明:李叔同出家时,丰子恺刚满20岁,佛学对他的影响还不大。但如何做人,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什么,李叔同给了丰子恺巨大的影响。
可以说,李叔同在年轻的丰子恺需要导师时出现,是丰子恺精神饥渴、求知欲最旺的时候,给他以甘泉和粮食的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大写的人,他始终活在丰子恺的心中。
画
高渊:就像老师李叔同,丰子恺也是难得的艺术全才。但后人提到他,首先想到的还是他的漫画,李叔同在这方面对他有多大影响?
陈星:丰子恺自幼喜爱绘画,但在遇到李叔同之前,他只懂得临摹。在李叔同的启迪下,他的心灵受到了艺术的熏染,自此主导着他的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叔同是他艺术心灵的启迪者。
高渊:除了李叔同,丰子恺在漫画上还受过谁的影响?
陈星:有一位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对丰子恺的画风影响深远。在当时日本人的印象里,竹久梦二最著名的是“美人画”。但让丰子恺一见倾心的,是他早期的漫画,其特点是调和了东西洋画法,而且有着丰富的诗趣。
竹久梦二的漫画并不以讽刺滑稽见长,而是探求深沉而严肃的人生滋味,丰子恺称之为无声之诗。在画风上,竹久梦二喜欢书写立意新奇的题字,笔下很多人物不画眼睛,这些都对丰子恺产生了启发。
必须指出,丰子恺后来对日本漫画有过深入研究,其他一些日本漫画家对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如蕗谷虹儿、北泽乐天、冈本一平、小川芋钱等。
高渊:1924年丰子恺发表了名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很多人认为这是他发表的第一幅漫画,因此说他“出道即巅峰”,这属实吗?
陈星:1921年冬,丰子恺从日本留学归来,第二年初夏去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任教。有一次开校务会,他把同事们的倦怠姿态画了下来,贴在自家门后独自欣赏,内心颇觉有趣,就此开始勤奋作画。
他的漫画陆续在校刊《春晖》上发表,时间是早于《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后者发表在朱自清、俞平伯等合办的《我们的七月》刊物上,立即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其中有一位是郑振铎,他开始向丰子恺索画,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文学周报》上,放在十分显眼的位置,还起了栏目名“子恺漫画”。
1925年底,文学周报社出版了漫画集《子恺漫画》,丰子恺就此走上了艺术家起飞之路。
高渊:很多人说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在他之前中国没有漫画,这话有依据吗?
陈星:这要先看“漫画”一词的由来。北宋晁以道文中就有“漫画”,后来洪迈文中也有,但他们指的都是一种鸟。清代也有“漫画”二字,但同样不是指画种,而是“随意画就”的意思。
很多学者包括我的早期论著,都认为“漫画”在中国指一个画种的起点,是郑振铎将丰子恺画作冠以“子恺漫画”之时。连丰子恺本人都说,“漫画二字,的确是在我的画上开始用起的,但也不是我自称,却是别人代定的。”
后来经过考证,早在1904年上海《警钟日报》上发表的画作,就冠以“时事漫画”的名称,后来《民国日报》还发表过“方生漫画”,但那些作品社会影响不大。直到“子恺漫画”出现,“漫画”一词才普及起来。
说丰子恺是中国漫画的鼻祖,是不科学的。首先,就“漫画”名称出现而言,此前就有;就此种画而言,具有漫画性质的画古时就有;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不仅提倡漫画,还创作漫画,只不过李叔同称之为“讽刺画”。但是,丰子恺在中国现代漫画史上的特殊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高渊:对丰子恺漫画的艺术特点众说纷纭,有说小中见大,也有说弦外余音,你认为怎么概括最贴切?
陈星:只要所见又有所感的事物,丰子恺都能画出富有人生意趣的画作。在我看来,他在漫画上最大的独到之处,是“意到笔不到”。
他的漫画人物大多没有眼睛,有的甚至连耳朵、鼻子和嘴巴也不画。这当然可以说受了竹久梦二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丰子恺所信仰的艺术观。丰子恺说过,“作画意在笔先,只要意到,笔不妨不到,有时笔到了反而累赘。”他画脸不画细部,认为这样够了,如果把五官都画上,反而使观者没有想象的余地,减弱了感染力。
其实“意到笔不到”之说,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丰子恺的绘画观念,深受传统美术理论的影响,因此他说,“用寥寥数笔画下最初所得的主要印象,最为可贵。”
高渊:丰子恺是书画一体,研究他的画,不能不研究他的字,应该怎么评价他的书法成就?
陈星:丰子恺是画家,也是书法家。他的画自成一家,他的书法同样别具一格,源于北魏、兼及章草,舒展有度、布局妥帖,给人由衷的欢喜。这方面深受李叔同的影响,他曾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临摹过《张猛龙碑》《龙门十二品》《魏齐造像》等。丰子恺很看重书法,认为它是最高的艺术。
丰子恺漫画的整体布局和内容旨要,如果没有题画之书的配合,绝不会有现在大家公认的成就。他的漫画与书法,就像同时坠地、共同成长的一对孪生兄弟。
高渊:丰子恺之后,很多人都在模仿他的画作,但得其精髓者寥寥,这是什么原因?
陈星:这些年来,确实有很多人在模仿他的画风。但绝大多数人都只得其皮毛,首先是仿画易,仿字就难了。更重要的是,丰子恺的艺术成就是其人品和学识的综合体现,这就更难学了。他的白马湖同事朱光潜曾说,丰子恺浑然本色,没有一点世故气。
心
高渊:丰子恺一生画作无数,在世时就出版了近50本漫画集。其中,6册《护生画集》可以说画了一辈子,显得尤其特殊,这个系列承载了怎样的情感?
汪家明:丰子恺这一生,无论是艺术还是信仰都追随李叔同。1927年,丰子恺正式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号“婴行”。皈依后,他与老师一起规划了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杀机的《护生画集》,由老师配诗写字,自己作画。
为了避免引起误会,丰子恺多次解释说,他画《护生画集》,不是说要保护一切动植物,否则连开水都不能喝,因为水里有无数微生物,烧开岂不是把它们都煮杀了?他的目的是劝人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所以,“护生者,护心也”。
高渊:后来这个《护生画集》系列,成了他们师生间一辈子的约定。
汪家明:1939年弘一法师60岁时,丰子恺在逃难途中画成60幅“护生画”,寄到福建,请法师书写诗词,这就是《续护生画集》。法师回信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当时日寇凶残,丰子恺难料生死,得此重托十分惶恐,回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万没想到,三年后弘一法师竟在泉州圆寂。接到消息时,丰子恺正在遵义收拾行囊准备迁往重庆,他一个人静坐数十分钟,发愿除了完成护生画外,再为老师造像100尊。
高渊:这个约定最终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丰南颖:到20世纪70年代初,《护生画集》已经出版5册,只差最后一册就完成承诺了。当时处于“文革”时期,再加上年老力衰,公公担心能否完成第六册。记得那时他对我们说,做事一定要彻底做好,古人言“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意思是说造一座高山,哪怕只差一畚箕泥土,也是不成功的。于是他每天清晨抓紧画护生画,提前完成了最后一册的100幅画。
这是他在有生之年,所尽的最后一篑之功。1979年,弘一法师百年诞辰之际,画册在香港出版。尽管世寿未许,公公没能亲眼看到,但他忠实履行了对恩师铭心刻骨的诺言。
高渊:虽然很早就随弘一法师皈依,但他始终没有出家,这是什么原因?
丰南颖:公公的信佛,是信佛教宗旨,并不在于形式,他对于形式甚至是厌恶的。公公曾向我们解释和尚和居士的区别,他说居士在家修行,不必抛弃家庭,他还说他自己不念佛经,并非吃全素,还离不开酒,严格说来,只能算半个居士。
公公的慈悲和护生并不拘于形式,他以自己修心为主。但有些底线,他是坚持不突破的。他曾告诉我们,精制的羊羔皮质柔软细腻、毛色白洁,好看也保暖,可是来源非常残忍,这样制作出来的衣服再好,他也不要碰。
公公说,弘一法师出家后到我们家来,公公请他坐在藤椅上,他把藤椅轻轻摇动,才慢慢坐下去。后来见他每次都如此,公公请教缘由。弘一法师说,藤椅的间隔里可能有小虫子伏着,突然坐下去,会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再慢慢坐下,好让它们走避。公公对此很感慨,他说这是真正的慈悲。
高渊:是否可以说,中年之后的丰子恺,已经慢慢超然物外了?
丰南颖:确实如此,所以他对友人作古始终是冷静对待的。他不惊惶,不恸哭,但会以回忆往事来怀念老友,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悲伤。“文革”中,听到老舍投湖自尽的消息,公公淡然地说:“死就死吧。”过后,他反复说起抗战时期他与老舍在重庆的来往,以及为老舍绘画写字的往事,看得出他对老友的深深不舍。
公公又名丰仁,小名慈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仁义慈善者。他有着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以身作则并宣传提倡仁爱之道,呼吁大众爱护人,也爱护世上所有的生灵。
爱
高渊:祖父对你和妹妹的爱,主要体现在哪里?
丰南颖:公公对我们非常关心,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言传身教。他首先要求我们做事认真,不论大事小事都要一丝不苟。他让我们帮他裁剪大张的宣纸,教我们纸边要剪得直,可我们常裁得跟狗啃了似的,公公笑话我们剪得“花里千国”,这是石门话,就是不整齐的意思,然后帮我们一起将纸边修剪整齐。
公公要我们从小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小时候吃饭时,公公经常一边吃青菜根,一边对我们说:“咬得菜根,百事可成。”
他还要求我们发展好奇心和独立思考,凡事多问一个为什么。有一次公公问我们,人们常用“风景如画”来描述美景,又用“栩栩如生”来称赞好画,到底是画好还是实景好呢?他总是很耐心地启发我们思考,不要盲目跟从。
高渊:祖父对你是隔代亲,他对其他家人也如此亲切吗?
丰南颖:公公和婆婆是典型的旧式包办婚姻,洞房花烛夜才见面。婆婆家是书香望族,公公家只是勉强糊口,但婆婆毫无娇骄二气。公公是个有责任心的好丈夫、好爸爸,所以婆婆觉得她的一切付出,都十分值得。
爸爸虽然是长子,但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前面都是姐姐。他出生后不久,公公发表了成名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是他事业上的转折点,家境从此渐渐好起来。爸爸是在温情中长大的,养成了忠厚老实、宽宏大量的性格。
爸爸幼年时是公公呵护的对象,青少年时承公公庭训,在亲情之上加上了师生之情,成年后又加上了亲密的友谊,就像公公在《儿女》一文中说的,“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
高渊:大凡看过丰子恺画作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有一颗温暖的心。对待家人之外的人,祖父是怎样的态度?
丰南颖:公公的温情绝不只对家人,在我们家长期帮佣的英娥阿姨,是公公婆婆从石门湾带来的,公公将她视为自家人。英娥阿姨有高血压,公公要她每天保证午睡,他自己能做的事,绝不麻烦英娥阿姨。
有一天英娥阿姨早起买菜,突然中风去世。公公婆婆非常悲伤,她无儿无女,丧事就由我家操办,公公为她在龙华殡仪馆租了半个大厅,除了我们家人和亲朋好友,还请来了英娥阿姨的妹妹全家。公公说,多年来英娥阿姨一直照顾我们,这是一点回报。
高渊:作为画家和书法家,祖父常被求画求字,他对这些人会不会心生厌烦?
丰南颖:公公一向真心待人,不论认不认识,是否经友人介绍而来,只要喜欢他的作品,他都有求必应。公公对来访者一向宽容,有时会说几句幽默的评语。有个客人总是没话找话,实在无话可说了,就坐在那里看公公吐烟圈,而且总是留下吃饭,酒足饭饱后才带着公公的书画打道回府。等他一走,公公笑着对我们说:“烂屁股终于走了。”但他下次再来,公公依然笑脸相迎。
高渊:对人如此,他又是如何对待动物的?
丰南颖:他喜欢养猫,有几张照片是跟猫合拍的。照片上,公公在写文作画,猫咪安安稳稳地蹲在他肩上,甚至坐在他戴着毡帽的头上。他养过好几只猫,有一只白猫叫“白象”,一只黄猫叫“猫伯伯”,我儿时印象最深的,是那只黑白相间的大狮子猫阿咪,它头颈的白毛像雄狮的鬃毛。 下转16版
(上接第9版 )公公的一幅画作中,曾将那只“猫伯伯”入画,“文革”中被硬说有影射之嫌,受到了野蛮的批斗。但公公的爱猫之情从未减弱,他说跟猫咪玩一会,会忘记一切懊恼,还说他的身体虽然老了,而心还是跟儿童时代差不多。为此,他情愿做一个“老儿童”。
高渊:1975年9月,祖父因病离世,他走得是否比较突然?
丰南颖:应该说,也突然也不突然。那年暮夏异常闷热,公公发烧几周不退,起先只是感冒症状,渐渐地发现他夹菜、写字有困难,后来他的右臂抬不起来,右肩也不太能动了。
9月14日,我们姐妹照常去华山医院看望公公,他说话清楚起来,精神也好多了,我们心里宽松了一些。万没想到那是回光返照,第二天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听到了公公离世的消息,我们顿时泪如雨下。
公公的一生几度浮沉,经历了多次生离死别。但公公一直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谦虚礼貌,尊重他人,既信任他人,也被他人信任。因为只有做好人、与好人们交往,人生才会被温暖包裹。
高渊:祖父的为人和作品,总是充满着温暖人心的力量。他的这份力量,究竟是如何得来的?
丰南颖:这份独特的力量,来自家庭,来自恩师,来自阅历,来自思考,更来自信念。
公公是家中第一个男孩。全家上下都对他呵护备至。他的父亲教他读书认字,也教他品酒吟诗赏月的名士风度,父亲去世后,母亲坚持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渐渐培养起文人特有的温文儒雅、从容和善的气质。
上学后,他有幸得到李叔同、夏丏尊等老师的喜爱和栽培。尤其李叔同先生对他的影响极深,是公公一生的导师。这样的环境铸就了祖父的温暖慈悲,让他总能用悲悯的心灵,去看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公公受佛教“四大皆空”的影响很深,但他热爱这个五彩缤纷的繁华世界。他不甘寂寞、关心万物,从不悲观厌世,更不愿过青灯古佛的生活。他的漫画和散文,总是以最纯真的眼光去观察,以最纯净的心灵去体验。
直到生命终点,他依然保持着一颗纯净透明的童心,一如既往地寻觅着人生的暖意。作为公公的后代,我们都觉得这是他的作品魅力所在,更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记者:高渊 来源:解放日报) 【编辑:叶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