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0-30 22:00:18 来源: sp20241030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属釉下彩瓷,是在已定型的白瓷素胎上用钴料绘制图案,罩透明釉后,入窑经1300℃高温一次烧制而成的瓷器。青花瓷始于唐代,成熟于元代,极盛于明清,至今仍盛烧不衰。从元代起,它就远销海外,成为外销瓷中的重要产品。现在人们所熟知的“青花”一词,出自明初曾经以通事身份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他在到访二十国后,将所见所闻写成《瀛涯胜览》一书,其中记载“(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青花瓷后来逐渐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样式。
元青花瓷的创烧成功是传统制瓷业由素瓷向彩瓷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更因其罕见的题材和精美的工艺成为稀世珍宝。在湖北省博物馆和武汉博物馆均藏有一件这样的艺术珍品。湖北省博物馆所藏梅瓶,2006年出土于湖北省钟祥市郢靖王墓;武汉博物馆所藏梅瓶,系原武汉市文物商店在民间征集所得。元青花瓷出土和传世文物数量极少,带有人物故事图案的更是屈指可数,而元青花四爱图梅瓶罕见地在四个海棠形开光内,绘有被称为“四爱图”的四幅人物故事画,不仅反映了元代景德镇陶瓷工匠炉火纯青的造物技艺,且彰显出中国传统文人雅士的审美旨趣,明显有别于西亚风格青花瓷图案的艺术样式与文化内涵。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以“四爱”典故入画,源自元中后期傅习、孙存吾选编的元诗集《皇元风雅》后集卷四《四爱题咏》,这是一卷收录了当时文坛十九位文人名士吟咏文人叶成甫居所“四爱堂”的诗文总集。虞集为“元诗四大家”之首,又是“儒林四杰”的核心人物,他在专为《四爱题咏》所作的序言中说:“所谓四爱者,陶渊明爱菊,周茂叔爱莲,又附益以林逋仙之梅,黄鲁直之兰者也,并植此物于庭户之间,而尚友四君子。”在《四爱题咏》中,还有“屈原爱兰”之说。或许,因1995年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最早将此开光定名为“王羲之爱兰”,如今梅瓶上的四幅人物故事画便以“王羲之爱兰”“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菊”“林逋爱梅鹤”定名,约定俗成延续下来。
在中国传统美学中,自屈原的《离骚》开始,古人常以花草嘉木比附君子之德。作为较早形成的审美象征符号,梅、兰、莲、菊储天地之清气,“世之称是四物,而是四贤也”,其基础正是比德为美。“王羲之爱兰”“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菊”“林逋爱梅鹤”,实为“爱菊隐逸情,爱莲清洁志,爱梅违世俗,爱兰绝世累”。爱的本因,在虞集看来是“夫爱出于仁者也”。君子,便是“仁”的人格化身,代表一种崇德向善的理想人格。梅、兰、莲、菊因其内在的特质,不仅与古代高士的君子人格联结起来,而且与唱和《四爱题咏》的元代文士“悠悠似相契”。对“四爱”的推崇,正是对君子人格的弘扬。
“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自北宋以来,“诗画一律”的艺术观影响深远。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中的“四爱图”,形象地表现出《四爱题咏》的诗文意象,是其美妙的回响。两件梅瓶器体厚重,造型秀美,青花色泽艳丽,装饰图案相似度较高。瓶身肩部的凤穿牡丹纹和下部的仰覆莲纹以及祥云纹,用笔纯熟,婉转有致。器腹的“四爱图”,人物布局一致,细节稍有差异,可见陶瓷画工应该有本可依。
追本溯源,事实上“四爱图”中的人物形象很早便已独立进入画史。《宣和画谱》是北宋时期由官方主持编撰宫廷所藏绘画作品的官修文献,其中就记载了御府藏有初唐画家阎立德的《右军点翰图》、阎立本的《王右军真图》,盛唐画家郑虔的《陶潜像》,并评价郑虔“画陶潜风气高逸,前所未见。”这些作品反映了后人对魏晋风流的仰慕与想象。宋代人物画名家迭出,北宋画家李公麟对“陶渊明”题材情有独钟,曾画过《陶靖节醉休图》《归去来兮图》《白莲社图》等作品,在宋代时就已声名远播。自南宋起,马和之、马逵、马远、马麟等画家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以“林逋与梅鹤”为主题的作品,如《和靖观梅图》《放鹤图》《林和靖戴雪观梅图》等为画谱所著录。宋末元初,画家钱选以“林逋与梅鹤”为主题创作的作品据传有近十件之多。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家喻户晓,学者李才栋据地方志、李勇先据《舆地纪胜》考证,南宋时,在濂溪祠以及各地的濂溪书院,绘有周敦颐像供四时奉祀的遗迹不可胜数。进入元代,诗书画大家赵孟頫在简率中求古意,一生创作过多种与陶渊明相关的画作。虞集在《跋子昂所画陶渊明像》中赞许他“知乎渊明者既深且远,而笔力又足以达其精蕴。是以使人见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叹,而不忍忘若此”。元代其他画家描绘这些高士题材的画作也极其丰富多见。以“不求形似”为特点,高逸品格成为画家们追求的目标,与之关联的图式已完成经典化,开始成为更具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随着元代画院制度被取消,一部分文人画家转而进入手工业,或为将作院所属画局、浮梁瓷局设计陶瓷粉本画样,或直接参与窑场绘坯,这些充满诗意的文化图式迅速被元青花陶瓷绘画转化接受。
有趣的是,元代景德镇画工们即使有本可依,也并不会完全被画本“格套”所束缚,往往会率性地进行一些别出心裁的改造。对比可见,两件梅瓶上“四爱图”的细微差异大约有十余处。如湖北省博物馆所藏梅瓶的王羲之袒胸露肩,较为符合魏晋名士的放达形象,而武汉博物馆所藏梅瓶的王羲之则衣冠端正,更似中国传统文士的儒雅形象。在陶瓷画工的阐释下,“四爱图”中的人物形神兼备,中锋勾勒出的线条单纯灵动,侧锋随意点染形成的青花韵致,令人感受到中国画“墨分五色”的盎然古意。这种将中国传统绘画语汇意象运用于青花瓷绘坯的特有技艺,正是青花瓷独具中国风格的体现。行家们常言,元青花瓷最为精彩之处,就是它的绘画艺术。
“百年心赏千年意,一种风流四种香。”这是元代诗坛大家揭傒斯对“四爱”的咏赞诗句,如今用来表达欣赏元青花“四爱图”诗情画意时的感受恰如其分。以文饰器,器以载道。元青花“四爱图”所彰显的中华民族对君子人格的深层精神追求,如尚德崇仁、志洁行廉、达观超脱等内涵,不仅在过去为古人所崇尚,在今天,同样为世人所颂扬。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对今天的观者来说,“四爱图”即是完美的媒介,通过观画,人们或许可以体会到此中之真意,这也正是其价值之所在。(作者:兰凌,系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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