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30 11:03:58 来源: sp20241230
中新网 北京11月11日电 题:观察台湾文学变迁的一个独特视角
——简评《联合副刊文学生产与传播研究》
作者 袁勇麟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刊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台湾《联合报》副刊(下称“联副”)于20世纪50年代初起,承继中国副刊文学传统,文学生产一直绵延至今。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李光辉的《联合副刊文学生产与传播研究》一书受“南京大学白先勇文化基金”资助,于2022年4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联副”四十年文学生产为研究对象,细致梳理了副刊四十年的文学景象和生成机制,为观察台湾文学变迁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联合副刊文学生产与传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供图“联副”是管窥台湾文学变迁的绝佳窗口。作为台湾最重要的文艺副刊之一,“联副”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生产全过程,培养了众多作家,引领了诸多文学潮流与文类发展,参与了许多重要文学事件,更于不同时期分别创造了灿若星辰的文学景观。本书试图梳理廓清“联副”前四十年文学生产所创造的文学图景,并厘清更深层的生成机制,在我看来有三个特点:
一是全面系统梳理文学史料。
《联合副刊文学生产与传播研究》一书最大的难度与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深入挖掘梳理了“联副”的一手史料,对了解战后四十年台湾地区文学生态,特别是传统报纸副刊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作家队伍的结构、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变迁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正是基于对一手资料、周边相关史料的深入挖掘,回到“联副”文学生产现场进行考察,作者才能就副刊的文学生产得出独到见解。例如在评价“联副”历任主编时,除林海音、痖弦等知名度较高的主编外,作者对两次短暂执掌“联副”的马各的评价就非常独到:“马各两次短暂执掌‘联副’,难免给人留下过渡性人物的印象,但‘撰述委员会制度’的建立、《联合报》文学奖的实操都在马各手上完成,体现了马各对‘联副’开创性的价值”。再如作者细致考察了“联副”的诗歌生产,详细统计了历年诗歌发表数量:“联副”前十年,只有1959、1960两年的诗歌创作数量接近三位数,其余年份甚至不到两位数,且多数政治意味浓、艺术性低;到1963年“联副”因发表小诗《故事》导致“船长事件”,在一片风声鹤唳中诗歌发表几成禁忌,之后数年间“联副”年均诗歌发表数量甚至低至个位数。作者因此得出结论:“联副”中诗歌创作的成就,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乏善可陈。正是扎实的史料梳理与挖掘,为论著提供了坚实的论据基础,结论才能既新鲜又立得住脚。
二是深入剖析文学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
文学生产与传播不是孤立的存在,任何文学现象、文学变迁的背后都有深层的生成机制。作者并未止步于单纯展示“联副”四十年的文学景观,而是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文学生产与政治、经济、文化场域的互动关系中,将“联副”各类文学现象条分缕析加以呈现,使“联副”中各类实然文学景象、文学变迁背后抽象的场域运转流程得以揭示。例如作者在讨论“联副”通俗文学的盛行时,对1960年代后“联副”中武侠小说、历史题材小说、言情小说等几个通俗小说高潮连续出现的动因进行剖析,将“联副”文学生产与当时台湾经济场域的互动纳入视野——其时台湾经济增长迅速,教育得到普及,市民中产阶层的范围迅速扩大形成所谓“中产品味”,造就了庞大的通俗文学阅读群体。包括“联副”在内的文学生产平台因应上述变化,大量策划通俗文学供给,故各类通俗文学形态次第风行于“联副”。再如,在解读1980年代中期“联副”大陆文学得到全面呈现时,作者从文学生产与政治场域间的互动入手分析:19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交流在内的两岸交流日益加强,早就号称要将世界华文文学创作都纳入版图的“联副”,补上大陆文学创作这块版图,自然是水到渠成。
三是坚持“中国性”视域观照台湾文学。
作者始终坚持“中国性”“中国文学”“中华文化”等基本遵循,观照“联副”文学生产。比如在讨论“联副”最初几年的文学生产时,作者就关注到“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将其定性为“从承继中华文化中起步的‘联副’”文学生产。
当然作为台湾研究的新秀,李光辉博士在书中的表现还有不足,在视角拓宽、内涵挖掘、意义解读等方面仍有广阔空间。但该书在台湾文学副刊研究中开拓性的价值更值重视,为观察台湾文学变迁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完)
【编辑:唐炜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