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8-29 07:16:49 来源: sp20240829
中新社 福建武夷山3月26日电 题:中华文化的伦理观如何走向世界?
——专访台湾辅仁大学原文学院院长陈福滨
中新社 记者 闫旭
伦理观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文化伦理观的核心概念。
中华文化的伦理观,与西方文化的伦理观有何异同?对当下的中国和世界有何意义和价值?在近日举办的首届武夷论坛期间,台湾辅仁大学原文学院院长陈福滨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分享了其对中华文化伦理观的理解与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如何理解中华文化的伦理观?
陈福滨:所谓伦理观就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切入,包含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他人、自己和整个宇宙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们中国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到汉代的董仲舒、扬雄,以至于到宋朝周敦颐、朱熹,明朝的王阳明,儒家思想的体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的道统思想,对伦理非常重视,在《孟子》中的体现就是“五伦”,即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代表一种人际关系,其中蕴含着“仁、义、礼、智、圣”,也就是儒家的“五行”。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倡“五常”之德,就是“仁、义、礼、智、信”。
“仁”这个字从二从人,字面的解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亲,是一种人际关怀。《周易·乾·文言》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仁”的概念。“仁”就是“一体之仁”,不但对自己,对他者如家人、朋友、师生,都要有“一体之仁”,才有可能做到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非常重要的伦理,是人际关系的关怀。
“义”是对自我的一种要求。孔子告诉我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面对他者的时候,自己该怎么去做?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舍生取义”;董仲舒结合这些概念,讲要“义利两养”,重义也要重利;宋理学家,包括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也都对此做了很多诠释。当我们面对国家社会,当然就是要舍生取义,这是中国文化重要的一个伦理的观念。
“礼”代表外在形式到内在的一种自我显发,不只是外在的礼节仪式,更多是来自于内在的本质。中国人常把“礼”“乐”放在一起讲,“乐”代表一种“和”的概念,自我与外界的相和。中华文化是非常重视礼乐教化的。
“智”是一种分辨道德是非、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指的是知行的恰当性。人的言行举止合乎伦常的要求,是由于“智”的作用,先规而后为之,就是指“智”的辨别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力。
“信”一般是指信实,涉及到“诚”的概念。《易经》很多卦中谈到“有孚”,代表诚信、讲信用。《中庸》几乎每一章都在讲“诚”。“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道德行为的实践过程中,自己要去做到,别人才会感受得到。因此,人与人之间彼此互相“诚”的时候,才能够有《孟子》所谓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几千年来,中国人几乎都是以“仁、义、礼、智、信”这几个字诠释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同时也不断地延伸,比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其实都是中华文化中很重要的伦理道德的一环。
中新社 记者:中华文化的伦理观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陈福滨:从古书典籍来看,早期是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以至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一系列传统儒家思想核心载体建构了中国重要的伦理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经过长时间历史演变。及至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采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依此建构他的伦理思想。
董仲舒的伦理思想以其天道观与人性论为基础。他认为,履行社会之道德规范,就是人性符合上天意志的表现。其伦理思想,是以作为天地万物之本的天为根基。因此,伦理行为之合理化,都必须法天,法天也就是效法阴阳、四时、五行。及至宋明理学发展的伦理思想,影响绵长。
中新社 记者:在文化差异视域下,中西方伦理观有何异同?
陈福滨:西方的伦理思想非常重视宗教伦理,从雅典学派到以普罗提诺为奠基的新柏拉图主义,到奥古斯丁,再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以至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前,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即“神本主义”。后来,人们开始反思,人难道只是为神服务、而不是为人服务吗?从而,人文精神、人本思想被提出,带动整个西方的宗教改革、民族复兴、中产阶级兴起等等。
而中华文化的伦理观拥有不同的走向,中国人所注重的信仰,就原始民族的信仰而言,比如对祖先、对鬼神、对自然、对实物、对图腾等的崇拜,不像西方以宗教信仰像“金箍咒”一样箍起来。中华文化通过“家”文化的血缘亲情伦理关系,构建出孝道文化的伦理观。所以,我认为中华文化伦理观的自由度相对地比西方更扎实。
中新社 记者:您觉得对于当下的中国和世界来讲,中华文化的伦理观有何意义和价值?
陈福滨:我认为,中华文化最棒的地方就是孟子说的“仁者无敌”。中国的发展,不会对别的国家构成威胁;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带动地方的繁荣,以及国与国之间互相协调与互助。而西方一些国家的观念不一定是这样。历史上,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侵略别国,还美其名曰帮助弱小地区,事实上是在制造战争,并没有对世界和平真正作出贡献。16世纪以后的西方,为了扩张领土而掠夺他国的财物、资源,让自己不断强大,而中国从未有过这种行为。
所以我认为,中华文化中和平、世界大同的理想,绝对优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更多是对立的、尖锐的,而中华文化却是和谐的、平等的。整个西方文化中最缺乏的素养就是这种“仁者无敌”的和平、善良的心。
中新社 记者:2023年3月,中国向世界发出了全球文明倡议。我们应如何从中华文化的伦理观中汲取营养,和合共生,美美与共?
陈福滨: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有一定的影响,但就我的观察,目前这些影响比较集中在学者当中,可能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区域的整体文化发展。同样地,中国文化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如何发扬中华文化,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在于汉语的使用,否则中华文化的发扬还只存在于华人世界。语言可以沟通和转化经验,如果我们通过外交、学术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交流,扩大中文的影响力,自然就会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同时也要从翻译着手。在中国的古今典籍中,西方世界读得最多的是《老子》,而“四书”并没有像《老子》那么在国外盛行。我觉得只有把中国重要的经典,翻译成让西方人更能够读懂的文本,中国文化的伦理观才能够进入到整个世界。
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一方面推动共建国家经济上的合作,一方面也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的互鉴与发展,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完)
受访者简介:
陈福滨,台湾辅仁大学原文学院院长,致力于易经、两汉哲学、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开设有中国哲学专题、两汉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易经、宋明理学等课程,指导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近百篇。主要著作有《伦理与中国文化》《两汉儒家思想及其内在转化》《现代生活哲学》《世界哲学家丛书:扬雄》《智与思》、《晚明思想通论》、《中国文化概论》等。
【编辑:张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