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语的语言艺术及文学演变

先秦时期，隐语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交流方式，更是一种语言游戏，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都颇为流行，尤以齐楚两地为盛。当时甚至还有专书以供查阅，据刘向《新序》载，有人“以隐问”，齐宣王“立发隐书而读之”。《汉志》“诗赋略”载有“隐书十八篇”，可惜均已亡佚。据刘向解释，隐书收录的是一些对谈性的语段，参与一方“疑其言以相问”，故意隐约其词向对方发问，对者一边思索猜测，一边描述应答。隐语的话题无所不包，但双方都是暗示，并不明言，故隐语游戏是智力和语言的较量。

用语言捉迷藏

隐语目的是委婉表达，可谓用语言来捉迷藏。刘勰总结为“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即用隐约的言辞来暗藏某种意思，用曲折的譬喻来暗指某件事物。因此，隐语有明显的“体物”特征，交流双方常常要变换角度描摹，隐讳提示，曲为渲染。如楚庄王为政三年毫无作为，大臣看不过，遂以隐语进谏：“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默）然无声，此为何名？”楚庄王好隐，马上心领神会，答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对方遂止。这则隐语就是先秦时流传甚广的“大鸟之隐”，隐语为双方提供了委婉的交流途径。

先秦隐语目前可见约有十余则，大多如上，暗含讽谏，具有一定的“意义”，这当然是史家筛选的结果。从实际使用情况看，隐语更多当为纯粹的语言游戏，娱乐性是它得以进入宫廷的首要原因。之所以能介入政治生活，也是因蒙着游戏的面纱，交流进谏显得比较含蓄而已。

早期纯粹属游戏性质的隐语几乎没有保留下来，倒是汉代以后有些记载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游戏的妙处。比如，《太平广记》记载汉武帝身边幸倡郭舍人和东方朔就常以隐谜逗趣，争胜邀宠。一次二人于帝前游戏，郭舍人率先发难，约定赏罚：“臣愿问朔一事，朔得，臣愿榜百。朔穷，臣当赐帛。”遂抛出谜面：“客来东方，歌讴且行。不从门入，逾我垣墙。游戏中庭，上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攘攘。格斗而死，主人被创。是何物也？”东方朔不假思索，应声辄对：“长喙细身，昼匿夜行。嗜肉恶烟，常所拍扪。臣朔愚憨，名之曰蟁（蚊）。”

如何才能“不说破”

隐语要“隐”，但更要委婉揭示主旨，不能让人彻底摸不着头脑，故常用譬喻。不过细细推究，“喻”和“隐”虽都拐着弯儿地说，目的却完全相反。对此，闻一多分析道：“喻训晓”，是借其他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尽量说得明白点；而“隐训藏”，是借其他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故意说得不那么明白。如此，才引得人们好奇，努力去猜，方产生机趣。因此，隐语有点像猜谜，但不完全一样。谜语重点是“猜”，一旦猜中，游戏结束。而在隐语游戏中，一方进“隐”，另一方即便猜中（或称射中）也不能“说破”，一定要根据这个谜底创作出另一个谜面，两个谜面指向同一事物，才叫游戏完成。所以，隐语的游戏双方除需足够的机敏智慧外，更要有铺陈描摹的言语能力，方能游刃有余。

戏谑、风趣、诙谐、滑稽等都是娱乐游戏的特征，这也是隐语精神层面的质素，由此也使得隐语具有娱乐、测智、言理、讽谏等多种功能，其“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的用语特点，蕴含着丰富的想象，说者由此见风趣机智，以旁观对方的懵懂摸索为乐趣。而应对者（包括围观者）出于本能的好奇，也产生寻求答案的欲望。几经摸索之后恍然大悟，发现其间巧妙，愉悦的心情随之产生，这些都是隐语为时人所喜爱的心理因素。同时，隐语是一种即兴的语言游戏，一个人善隐，必定思维敏捷且有出众的言语描摹能力，因此，隐语的流行亦显示出古人对于智慧和语言的崇尚。

隐语、赋体和谜语

隐语在后世发展有两个流向，一是转化为体物之赋，一是转化为谜。

隐语需以大量相关线索予以提示，曲为渲染，或围绕事物描摹情景，或针对事物摹写特征，这就给铺陈状物的赋体的产生留下极大的拓展空间。隐语这一“体物”特征在荀子《赋》篇中得到完整的保留和强化。《赋》篇是我们迄今所见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而其“纯用隐语”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品中先由“臣”提问，分别针对“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多方描述其特点和作用，然后请“王”或“五泰”作答。后者并不直陈谜底，而是以问为答，对所述事物再作进一步猜测性的描摹发挥，这和隐语的特征和玩法都是相同的。

当然，汉赋是“美丽之文”，其写物图貌，蔚似雕画，这和隐语之间还是有很大跨度的，其间起到桥梁作用的是宋玉等楚国宫廷文人。宋玉有《大言赋》《小言赋》，其实就是楚王和这些俳优文人围绕“大”“小”两个主题描摹形容的语言游戏。而其《高唐》《神女》赋也是由对问引出的体物之文。因此，从擅长隐语的先秦宫廷俳优，到擅长作赋的宋玉等文学侍从，再到“有类俳优”的汉代赋家，显示出职业性的承传。这些俳优文人随侍帝王，或游戏为隐，或受命作赋，专注于提升“体物”的技巧，遂使汉语言的表现力得到极大的训练和开发，最终使得汉赋成为“一代之文”。

而谜则更多是隐语的自然延伸。当隐语由专注于描摹转而落脚于“猜”出答案，就成了“谜”。这种游戏重心的变化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从史料记载看，在曹魏之前，隐语主要还是君王身边俳优或俳优类文人讥嘲逗趣的游戏，也由此被正统所轻视。文人瞧不起俳优的肤浅，戏谑之隐的玩法遂发生变化，滑稽调笑的成分逐渐减少，斗智的成分则逐渐增加，谜语就出现了。因此刘勰谈及隐、谜之间的转变时说：“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

按照刘勰的说法，谜之所以被称为“谜”，是因为“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意思是“谜”要闪烁变换其辞，使人迷惑。有迷惑，才有探寻的欲望，游戏才令人着迷。一般而言，创设谜语有两种方式：一是“体目文字”，“体”即分解；“目”即辨识，即对文字进行离拆描述，可谓拆字谜。如《三国志》记载蜀使张奉来吴国访问，席间他拆解吴国尚书阚泽的姓名以讥讽对方，而被讽刺的阚泽大约不擅长这个游戏，无法对答。于是吴国大臣薛综上前敬酒，说：“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张奉不服，追问道：那你们“吴”字怎讲？薛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凸显“吴”的帝王气象。于是众人皆笑，张奉无言以对。二是“图像品物”，即刻画描摹事物的相貌特征，谜语中的“打一物”都属于此类。这种谜语比拼的是文思是否纤巧。如《太平广记》曾记载魏文帝曹丕与曹植同辇出游，见两牛在墙边打斗，一牛坠井而死。曹丕遂令植作死牛诗，称诗中不得云是非，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这其实就是创一个谜面了。曹植即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凶土头，峍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曲为描摹，图像品物，诙谐生动，从艺术角度看也是很精巧的。后世描摹状物的文人诗蔚为大观，究其实也是这种中国古老游戏的发扬光大。

隐、谜都是用文字捉迷藏，追求语言“欲隐而显”，既不能使人一望而知，又不能使人永远猜不着。游戏双方在问对中显示智慧和语言才华，创造出令人着迷的紧张，又继之以欢笑和松弛。游戏依赖智慧又创造智慧，语言的巧妙组合也形成和谐的节奏和韵律，遂引起美感，带来谐趣，给人愉悦，这都是言语游戏的魅力。整体看，古代早期的隐谜都属于“原始的制作”，常具有丰富的想象，新鲜的感觉，纯朴而奇妙的联想和滑稽，所以多含诗的趣味，这与后来文人的灯谜专以纤巧与双关及暗射见长不同，后者更多属于“文章工场里的细工”，这大约是隐谜游戏逐渐消退的原因之一。

（作者：郗文倩，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文体史”负责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责编：李依环、李昉)